中国音乐节23年：滚石不长青苔
2023年4月29日一早，空旷的烟台郁金香广场，张帆在调音台前双手合十，祈求上天保佑。他被细雨打湿的长发在冷风中飞舞，透明的雨衣鼓胀得像个气球。
还有半天时间，观众就要入场了，下午1点半，烟台黄渤海迷笛音乐节将正式开始。张帆在手机里好几个天气app间不停切换，以便得到最准确的天气信息。实时风力接近8级，舞台硕大的顶棚哗啦啦鼓动，他嘱咐施工人员降下来，从10米降到2.5米，远看几乎贴在乐手头顶上。施工人员把刀片粘在竿子顶部，他们时刻准备，如果风再大一些，就立刻将顶棚切开口子，避免被整个掀翻。
这是迷笛音乐学校建校30周年的一场标志性演出。这一天，3万多人将涌入现场，参加这场盛大派对。3天总人次将超过10万，创造迷笛音乐节观众流量纪录。
“只要不刮风下雨，就算成功了。”作为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创始人，性格温和平静的张帆很少这么忐忑。
上午 10 点过后，风力突然减弱，雨也停了，风力值在天气app上划出一条神奇的直线下降曲线。下午3点半，音乐节开场已经有段时间，张帆在对讲机里通知施工人员将顶棚升起来。摇滚乐的声浪中，3万观众目睹舞台顶棚冉冉升起。
在张帆眼中，这是个充满意味的时刻，顶棚升起，就像一面理想的风帆。张帆不仅是迷笛音乐节创始人，也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音乐节的人。回望中国音乐节诞生23年来，理想始终丰满，但并非总能爬上桅杆。
“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从崔健横空出世的1986年到2000年，短短十几年中，中国摇滚乐迅速地更迭了三代，崔健是第一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唐朝、黑豹和“魔岩三杰”是第二代，90年代后新生的一代摇滚人为第三代。但本应与摇滚乐相伴而生的音乐节却迟迟没有诞生。
1991年，苏北青年高虎进了淮安的一家工厂，一个月工资不到一百，一个工友说，他邻居去了深圳，随便找个工作就能赚两三千。高虎听了他的话，找人开了张进特区的证明就南下了。
在深圳，他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在一个厂里用冲床做模具，后来又去了另一个厂给手提袋打眼儿，没赚到多少，买打口带还花了不少。
那是1993年的事。中国正在用力拥抱市场，19岁的高虎离家出走、南下淘金，一年后失败而归。回老家后，他不再上班了，开始学吉他，“家人知道我就干这个了，管不住了。”高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就在高虎南下那年的夏末，北京北三环双榆树的双安商场二楼，作为迷笛演艺器材高技术中心的一项衍生产业，“迷笛音乐学校”成立了。那其实就是个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为了给购买音乐器材的客户做培训，但很快就聚拢来一批北京乐队的知名乐手，一边在这排练，一边给学员上课。
一个来自山东的电工常常出没在班里，他付不起几百块的学费，只能蹭课。几年后，这个名叫谢天笑的电工组建了“冷血动物”乐队，成为中国摇滚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迷笛音乐学校成立的那年年底，25岁的大学毕业生、爵士乐爱好者张帆接过校长的位子。到了1997年，他将短训班改制成两年制住宿学校。学校从双榆树搬到了五环外上地小学的三层楼房里。为了招来足够的学生，张帆斥资在报纸上发了个通栏广告。
在淮安练了几年琴的高虎看到迷笛招生的消息，立刻打进电话报名，后来听说那是全国第一个报名电话。为了 7800 元学费，他给家人做了一个星期的思想工作，妈妈最后掏了钱，因为他说了一句：毕业是给文凭的。
高虎至今感激父母，“看到儿子认真练琴，他们虽然不懂，感觉可能也不是坏事。”但临走前，妈妈还是嘱咐了他一句：不要犯法。
比高虎早两年，湖南株洲的铁路子弟谢强坐火车到了北京，在迷笛的短训班里待了两个月。为了攒够路费，他在火车站当了三个月临时工。在迷笛学校，他跟另外两名学员吴维和曹操组了个乐队玩，后来他们分别成了生命之饼和木马乐队的成员。
谢强在1998年组建了木马乐队，自己担任主唱。说起迷笛生涯，他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离开了家乡，来到北京。“只要迈出这一步，以后就会不断迈出新的一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现在聊这个事情好像没什么，但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就相当刺激了。”
对于这些不愿按部就班过日子，对未来又怀着一腔莫名躁动的年轻人，青春的处境大抵如万能青年旅店所唱：“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
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曾调侃说，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摇滚乐拯救了一批“盲流”。“都是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年轻人，”张帆说，“唯一的共同点，是有独立的精神。”
1997年3月8日，高虎到了北京，领到了 007 号学生证。一辆黄色面的载着长发青年们到了上地，高虎报了吉他班。迷笛学校分吉他、贝斯、鼓、键盘、声乐等几个班，他记得那一届200 来个学生，可能有80多个都在学吉他。
这些年轻人都是奔着搞摇滚来的。但令他们迷惑的是，迷笛却不怎么教摇滚，教的是布鲁斯、爵士、放克……“其实摇滚的根子都是这些，没有打好基础，以后只能一味模仿，没法真正创作。但我们都想抄近道，一上来就想弄这个——”高虎把双手比在胸前，对着一把虚空的吉他猛扫了几下。
入学第一天，张帆给学生们讲话，其中一句让高虎记到今天：学音乐，先学会做人。在高虎眼里，张帆是一个 “rock(摇滚) 的绅士”，当他在校园演出中一上台就踹翻了一个话筒架时，穿着西装的张帆一声不吭，默默地把话筒架扶起来，拎到一边。张帆收藏了很多外国电影和音乐录像带，到了周末，常常放给学生们看。
就在迷笛两年制学校开班那年，一边做印刷生意一边玩乐队的沈黎晖，在北京西三环的一间地下室里成立了一家唱片公司，取名摩登天空。除了给自己当主唱的清醒乐队出唱片，他还把新裤子和超级市场两支刚成立的新乐队签了下来。当时还没什么人注意到他们。
1999年，第一批迷笛两年制学员毕业了，许多未来的摇滚乐手都搬进了学校附近的村子里。那个地方叫树村，确实是个农村，但在世纪之交那几年，却是中国摇滚热力值最高的区域。高虎、李豫川、张静、迟功伟几个迷笛毕业生，在出租房里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起了个苦大仇深的名字——痛苦的信仰，简称痛仰。
同时租住在树村的，还有夜叉、舌头、声音碎片、诱导社等近20支乐队。他们正处在渴求知识的年纪，树村的摇滚乐手们从各种渠道接收国际文化。艾伦·金斯堡的诗集、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滚青”中手手相传。
精神生活是快乐的，问题是缺钱。迷笛发的文凭没给他们带来什么。“痛苦的信仰”去河北徐水和秦皇岛接过活儿，在歌厅表演，一次只给了一半的钱，一次完全没给钱。高虎去地下通道卖唱，唱了两个小时，赚了四块二。他们放弃了搞钱，专心写歌练歌，在七八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把棉被挂在墙壁上，既隔音不扰民，也为了吸音，否则耳膜受不了在小屋子里横冲直撞的音波。
当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着《相约一九九八》《常回家看看》《想你的365天》时，这些出道前夕的摇滚乐队，正在树村抱着失真的吉他抒发着愤怒和渴望。而千禧年就要来了，周杰伦、孙燕姿、蔡依林、SHE等年轻一代歌手即将横空出世，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会听他们哼唱爱情和青春烦恼，一场将持续十余年的青春流行风暴开始席卷歌坛。
但摇滚乐队从来不属于那一方造星的神坛。他们是主流之外的一股暗流，在平行的地表之下涌动。
崔健曾憧憬过，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办一个音乐节，有上百万人参加。他参照的是1969年有50万人参加的美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音乐节才是属于摇滚乐队的舞台。中国“滚青”大多滞后地经受过伍德斯托克录像带里的精神洗礼，他们向往着那样象征爱与自由的乌托邦，但不敢相信那一切真的会出现。
蛰伏树村的日子里，“痛苦的信仰”写出了第一张专辑《这是个问题》，一个月排练出了7首歌。他们要去参加中国的“伍德斯托克”了。
“为什么迷笛像个party？”
2000年4月30日下午，在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里，24台音箱组成巨大的音墙。染着一头黄发的谢强穿着白色T恤走上舞台，木马乐队奏响了专辑《木马》中的曲子，这张专辑半年前刚刚发行。
音乐节的舞台让谢强感到刺激，有一种要“灭同行”的兴奋。“我一上台，动静就比你牛，比你更带劲儿，这口气儿比你更顶。”他回忆道，没有这种心态，上不了舞台，“音乐不是比赛，但人得有比赛的劲儿。”
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33支迷笛学校出身的新老乐队登上了礼堂狭小的舞台。虽然简陋无比，但那是“音乐节”第一次在中国发声。
大概两千人次参加了这个室内的音乐节。他们端着纸杯去琴房接无限量供应的免费啤酒，在院子里喝酒、跳舞、晒太阳，喝光了40桶鲜啤。给人群降温的水龙四处喷射，滑板少年在人堆里穿梭。
旁边工地的民工爬上校园的红砖墙头，张望里面这些人在干什么。张帆和乐迷冲他们喊：“哥们儿，进来看！”20多年后，当张帆呼吁音乐节降低票价，让工人、农民、打工者都能看得起，有人却嘲讽说，这些人不是音乐节的受众。
这场粗粝、新鲜而血脉贲张的音乐节，不仅奠定了中国音乐节的基本式样，而且从精神内核来看，年轻人以欢聚、放松、狂欢和宣泄的姿态，让它一出生就是名副其实的“节日”。登上舞台的木马、痛苦的信仰、冷血动物、舌头、夜叉、废墟、杭天与乐队、战斧等乐队，在之后很多年里都是中国摇滚的中坚力量，直到今天。
第二年的五一，第二届迷笛音乐节如约而至，演出乐队增加到40支。第一天的开场乐队是“美好药店”，4个乐手从头到脚涂满黑白油彩。第二天的狂欢一直延续到午夜零点后，压轴的舌头乐队在结束演出时，面对体力透支的摇滚青年们，说出了那句将广为流传的名言：“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后来，高虎在舞台上说过另一句话：“我们不牛逼，你们牛逼！”
他们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感受：音乐节真正的主角，不是偶像，不是乐队，甚至不是音乐，而是每个人自己。
此后，每年五一看迷笛，成为北京摇滚乐迷的节日，他们的夏天从这里开始。到了第三届，迷笛学校搬到香山脚下的瑞王坟，那年的音乐节第一次在户外的蓝天白云下举办，高虎觉得那时候的音乐节真的有感觉了。5月的气温还不算燥热，人们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青草、啤酒和自由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演出还没开始，有人就已经喝醉了。
彼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音乐节为何物，以前没看过摇滚现场的人，说迷笛就是“一帮人在坑里打架”——他们眼里的pogo(乐迷伴着音乐彼此冲撞)就是这样。
迷笛音乐节的奇妙之处正是在这里：成千上万个性格叛逆、举止乖张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疯狂的情绪却从未引发过暴力事件，pogo撞得鼻血直流，彼此也会一笑而过。音乐节释放了人们的善意，让人变得柔软，他们后来才渐渐明白，真正的音乐节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看似危险得像个疯人院，其实单纯得像个幼儿园。
要说哪个音乐节最像中国的伍德斯托克，迷笛或许是最接近的答案了。
在校园里鼓噪了4年之后，2004年的迷笛音乐节首次走出校园，移师石景山区的雕塑公园，而且第一次卖门票，10块钱一张。走出校园后，很多复杂的问题都来了。最麻烦的是审批，当时，人们的头脑中就没有音乐节这个东西，没办法审批，石景山实际上是以一种默认的态度做了备案。
围绕着迷笛音乐节，张帆与政府部门展开了漫长的合作。
这样的大型演出需要报批的部门很多，包括文化、消防、公安等等，如果有现场餐饮售卖，还要找卫生、工商部门。这些手续顺畅的话会很快，不顺畅就得花半年。
2005年，迷笛音乐节第一次在海淀公园举办，直到音乐节开场前一天，才拿到批文——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手续齐全的音乐节。
批是批了，但管理部门对音乐节依然顾虑重重。公安部门希望观众在椅子上坐下来看，张帆说，全场放满椅子反而会阻碍疏散，公安部门最终同意让乐迷站着听歌。他们又担心会不会有人吸毒，张帆解释说，吸毒的人一般都听电子音乐，可以持续半个小时不停摇晃，但音乐节的曲子四五分钟就停一下，吸毒的人会难受死。最后，关于能不能卖酒也产生了分歧，张帆坚持得有酒，因为酒让人松弛，而不是紧张，此后啤酒一直延续下来，成为迷笛音乐节的保留特色。
2009年，迷笛音乐节十周年，首次走出北京，南下镇江。那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音乐节走出了摇滚中心北京，向全国开枝散叶。迷笛音乐节势头正劲之时，张帆在接受采访时却无奈地说，自己一直是“机会主义者”。他的意思是，只要有机会就发展，没有机会就停下来，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里。像这样大型的活动，很多时候，影响因素都来自外部，而不是主办者自己。
此前一年的迷笛音乐节在举办前一周被临时取消，但海淀公园里派对照常进行，不少乐迷自发在公园聚会、唱歌、喝酒、摆摊卖诗集。参与过十几年迷笛音乐节的音乐行业从业者陈小北对这个场景记忆深刻，他真正感觉到迷笛拥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乐迷，迷笛是他们聚会的理由，但不是全部。以至于后来的迷笛音乐节上都有一种奇怪的氛围：主办方来不来、唱不唱都没关系，我们玩我们的。
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张帆依然认为自己还是“机会主义者”。后来这些年他依旧会碰到许多挫折，临时停办也不少见。“搞不了就搞不了呗，学会放松，无欲则刚。你心里知道这事就是图一乐儿，搞一个party，也不是不干了就破产了。”他语气松弛。
实际上，他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容易妥协。在中国音乐节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他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个摆渡人，他一次次耐心地向管理部门介绍音乐节是什么、这些年轻人在干什么。当中遇到过无数的费解和误解，他唯一的手段就是艺术地沟通。有的地方领导想在音乐节开幕的时候上台致辞，张帆劝说，讲话可以，但是你一上台就被他们轰下来，你会很尴尬的。领导想想就作罢了。
张帆跟地方政府沟通时，对方总是顾虑如果出了问题，尤其是安保问题，就会被问责。而国外音乐节的安保都由专业安保公司组织，出了问题也由安保公司担责。如果这样的机制能够在中国落地，将会减少政府部门的顾虑，也能让音乐节的操办更为顺畅。
“爵士乐里有一个术语，叫解决。在和弦进行中，先造成一种不和谐的声音，然后去解决它，再走到一种和谐状态。然后再建立一种紧张，再化解为和谐。这是现代音乐和弦进行的一种规律。”张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实健康的人类社会，也是从紧张到解决不断循环、不断前进。音乐节是一个解决途径，让大家能够在一种受控制的状态之下，表达出内心的情绪，就没有那么多紧张感和戾气了。”
“为什么迷笛像个party？这些人在自己学校、单位、家庭里，是极少数另类的、特别怪的人，可能一个城市、县城也就几十号这种人。但全国各地这样的人都来迷笛了，突然有一两万个真摇滚歌迷，有理想、有情怀、简单、真诚，音乐节那天他们就从小众变成大众了，所以音乐节才成为一个节日。”高虎说。
“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
痛仰的乐手们发现自己终于不用借钱交房租的时候，已经到了2008年前后。
那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起飞，地产商发现了音乐节积攒人气的宣传效应。彼时音乐节的舞台，几乎总是开在一些刚竣工的楼盘附近。2009年，中国的音乐节数量从每年零星几场增加到44场，2010年又猛增到92场。2013年到2014年，恒大地产每年操盘了近30场音乐节。
中国音乐节的第一次繁荣，虽然来得有些意外和粗糙，但养活了很多乐队。
这意味着乐队可以作为一项正经职业来干了。逃跑计划乐队主唱毛川2012年领迷笛摇滚奖那晚，抬起穿着皮鞋的右脚，兴奋地说：“摇滚乐已经可以给我们买衣服，给我们买皮鞋了！”也是那时候，摇滚圈里开始讨论买房和上社保。二手玫瑰乐队在2000年代之初唱的“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终于在摇滚圈实现了。
在迷笛音乐节之后，其他品牌的专业音乐节也渐渐多了起来，雪山、热波、贺兰山、张北草原等音乐节纷纷出现。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正是那个从地下室走出来的摩登天空。
创办于卡带年代的摩登天空，很快赶上盗版猖獗的CD时代，然后是崇尚免费的互联网时代，被反复捶打的唱片工业让他们常年在倒闭的边缘，曾经一年半没发出工资。2006年公司创办10周年时，员工只剩七八个，沈黎晖拿出100多万的全部账面资金，准备来一次“惊险一跃”——办一场音乐节。但投资一场音乐节需要300万，公布想法的第二天，宣传总监就辞职了。
2007年的国庆节，海淀公园里迎来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音乐节上最大的大牌是美国当时最火的乐队Yeah Yeah Yeahs。表面看上去是一场成功的音乐节，而背后管理一团乱麻，帐篷里的媒体证、合作厂商证被黄牛一抢而空，现场到处是假票、假证。热闹过后，虽然摩登天空账上资金全部清零，但中国音乐节的历史上已经刻下了另一个重要刻度。
最初，摩登天空音乐节跟迷笛音乐节风格有些同质化，精通市场的沈黎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改变思路，要做一个差异化更明显，同时也瞄向更广大非摇滚乐迷的音乐节，他将其命名为：草莓音乐节。
从名字和形象的隐喻上就能看出来，草莓音乐节是甜的、粉的、清新的。2009年的第一届草莓音乐节风格十分多元，吸引来各种偏好的受众，而且逐渐地，女性乐迷的比例越来越高。沈黎晖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说，如今草莓音乐节的65%观众是女生。
2010年在北京通州举办的第二届草莓音乐节，痛仰就参加了，是重型舞台的压轴乐队。高虎站在台上，满眼是小清新的色调，迷笛是黑色的，而草莓是彩色的。迷笛以男性观众为主，而草莓的草地上女孩儿占了绝对主力。迷笛的舞台是阳刚气质的“战国”和“唐”，草莓的舞台则是平和的“草莓”和“爱”。迷笛适合跳水和pogo，草莓适合恋爱和遛狗。
“我们就是要带着他们(观众)，你没有去表演这些带劲的音乐，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去听你。因为音乐节上很多观众是‘路人’，能利用音乐节的机会吸引他们，是个好事儿。”高虎说。其实早期草莓音乐节的主打乐队，也是以重型摇滚乐队为主，比如唐朝、痛仰、脑浊等，但同时混搭着很多偏向于英伦、城市摇滚等更时尚、更流行的乐队。
而迷笛呢？20多年过去，迷笛依然是那个摇滚至上的老派音乐节。
迷笛与草莓并非单纯的竞争关系，起初，两者有着很好的合作。2007年摩登天空音乐节创办时，张帆被邀请当执行顾问。张帆实际上将迷笛办音乐节的经验都交给了摩登天空。不仅是摩登天空，那几年，各种新出现的音乐节品牌都来找张帆取经，他慷慨地将经验倾囊相授，“报批文件、消防预案、紧急突发预案、人群管理方案等等，我把硬盘里的文件全都给他们了。”
两年后，迷笛创办“中国摇滚迷笛奖”，第三届上的“中国摇滚贡献奖”就颁给了摩登天空公司。而从迷笛学校诞生的乐队，最终被摩登天空签约的不在少数。
然而，随着草莓的壮大，新王与旧王终究会在擂台上相见。
两者的竞争关系在2011年因一场意外事件紧张起来。那一年，迷笛在镇江已经举办了两届的长江迷笛音乐节，突然被镇江方面合作方宣布暂时不办了，在原定的十一期间举办草莓音乐节。这个临时变卦的举动，让迷笛错愕，他们召开了记者会表达态度。他们并不针对草莓音乐节，而是要合作方给出一个道歉。
其实这是市场的选择，草莓的商业模式已经奏效了。随后，草莓音乐节以更快的速度在全国扩张。到2019年，摩登天空现场音乐收入已经达到5亿元。2023年之前的13年里，草莓音乐节举办了120多场。
也是在2011年，摩登天空完成1000万人民币的A轮融资，开始布局民谣、说唱等多元板块。市场很快会奖赏沈黎晖的远见。
摩登天空的真正崛起并非来自乐队，而是从民谣突破的。2013年之后，《董小姐》《南山南》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共同带动了民谣的出圈，摩登从独立厂牌变身流量厂牌。然后是2017年的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带火了中文说唱，摩登签下满舒克、万妮达等最火的说唱歌手和厂牌。最后才轮到摩登天空布局最早的乐队迎来爆发，2019年和2020年两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上，走到最后的乐队八成来自摩登天空，乐队的流量时代到来了。
“过去这些年，中国所有跟原创音乐创作相关的几个潮流，全是由摩登引领，无一例外。”沈黎晖说。摩登的聪明之处是将音乐内容延伸成整个产业链，通过音乐节、小型演出、演出场地等，为内容寻找到场景出口和变现途径。“我们每一个细分市场，都从内容连到场景，再连到消费、青年文化、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独特的思考方式。”沈黎晖说。
而迷笛在2018年也宣布完成了千万级天使轮融资，这对于连音乐节商业冠名都坚定拒绝的迷笛十分罕见。这个一手专注于音乐教育，一手不紧不慢做音乐节的公司，很少直白地谈钱。在张帆看来，商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他想了想，说：“高兴。”
最近，张帆呼吁音乐节降低票价，被一些人认为是针对草莓音乐节，但张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并不是针对摩登天空。“其实人家价格合理，我说的是另一些票价上千元、还设立VIP的音乐节。天堂没有VIP。”
“沈总也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而且他审美、情商都很高。说白了，如果没有摩登天空，中国的音乐节、摇滚乐市场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张帆说，“现在虽然摩登天空挣钱了，但当年他在地下室借钱给他们出唱片，你可以六七年不赚钱还坚持做吗？你可以卖唱片赔了钱还继续做吗？所以只有一个摩登天空。人还是应该有些精神。”
“滚石不长青苔”
5月1日午夜，为期3天的烟台黄渤海迷笛音乐节落幕，张帆在欢呼声中走上舞台，掏了会儿心窝子。他说，他去欧美的音乐节，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乐迷上世纪60年代就参加过伍德斯托克，七八十岁了还在一起看音乐节，他希望台下的观众七八十岁的时候也能带着孙子孙女一起参加音乐节，“那时候我们的时代肯定更进步，我们的人民更富足、更自由、更美满，我们期待那天！”
高虎感觉，草莓音乐上如今属于中等偏上消费水平，而迷笛在下沉，去到烟台、溧阳、海拉尔等三四线城市演出。他觉得这有点像痛仰，一直没有放弃去小城市的小场地演出，虽然在这些地方巡演一轮的演出费可能都不及一场音乐节。“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来自这样的小地方啊。”他笑了笑。
回望千禧年之初中国音乐节的诞生，张帆认为一个非常偶然却关键的因素，就是迷笛学校的存在。一开始，音乐节就是迷笛的学员演，迷笛的学员和他们的朋友来看，而且迷笛有校园空间作为场地，可以不用审批而聚集相当规模的乐迷。前四届校园音乐节，就像是专业音乐节的预热，也像是演练。
如果从精神层面回溯，音乐节的诞生也与青年一代的精神需求有关。乐评人颜峻曾分析：“作为青年，我们没有过伍德斯托克，这很遗憾，我们甚至也没有摇滚文化，我们甚至没有流行文化。在这一切跟青年亚文化有关的事情发生了半个多世纪，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声音、没有语言、没有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不要说价值观的世界里。青年作为群体，在摇滚乐和互联网改变生活方式之前，是不存在的。”而摇滚乐和互联网刚开始出现的那些年，让青年找到了自己与同类，或者开始思考与存在有关的问题。
就像每场迷笛音乐节散场时，现场都会打出一行告别词：“再见，别忘了做自己。”
很多意义是由众人在参与过程中共同赋予的。作为搭台的人，张帆则想得很简单，他觉得音乐节就像老北京的庙会，大家因为一个共同的理由聚在一次过节，仅此而已。“就是一个party，我们一直从骨子里就是要玩儿，”他说，“其实人需要的，说白了不就是抱团儿取暖，不就是那口热气儿吗？”
沈黎晖对音乐节的看法也很实际，他并不太认同对乌托邦的想象。他曾在采访中说，中国音乐节不是嬉皮一代的产物，而有点像享乐一代的产物，没必要言必称伍德斯托克，人们应该创造让年轻一代感到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去臆想一个乌托邦。
转眼20多年过去了，今天音乐节的头部乐队，大多还是故事开头的那些年轻人，如今他们已经年近半百。
陈小北觉得，现在去音乐节有时候有些无聊了，因为一些乐队永远在唱一样的歌，“四十多岁还在唱年轻时的愤怒，你能让人信服吗？”他欣赏痛仰那样的自我革新，每个阶段都吟唱着最新的生命体会，愤怒时就愤怒，沉静时就沉静。
或者如万能青年旅店，即使表演同一首歌，这支勤奋而认真的乐队都在不断进化。现在，他们的音乐堪称辉煌，直逼国际顶级乐队的水准。
音乐节本身也需要进步。中国音乐节成长得很仓促，常常在外力起伏中摇摆不定。比如十多年前“地产音乐节”那股风潮中，猛增的需求让迷笛和草莓在满负荷运转中难辨方向。陈小北觉得，那时虽然音乐节数量在暴增，行业却没有进步，设备质量没有提升，乐队也在疲于挣钱、透支激情。更多为了挣热钱而临时上马的音乐节，更是粗制滥造，每个环节都有所欠缺。
如今，国内的三五个头牌乐队换着排列组合出现在各个音乐上，观众也会疲倦。“应该有国外乐队来冲击一下，要不这里卷成了一团，不再往前进步。”张帆说。他计划让迷笛音乐节上的国外乐队，能保持在20%~30%占比。何况国外一些优秀音乐人的演出加机票费用，如今可能比国内大牌乐队还低。
在音乐的世界里，“滚石”是一个经典的象征。
英国滚石乐队是摇滚乐的先驱之一，国外老牌摇滚杂志以这个意象作名字，鲍勃·迪伦也用这个意象来写歌。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的两兄弟创办了中文的《滚石》杂志，两年后建立滚石唱片，捧出了罗大佑，然后是李宗盛、周华健、五月天……据说这个意象源自一句英国谚语：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滚石不生青苔)。
2021年，曾混迹在树村的声音碎片乐队在新歌《黄金时代》里，用一句歌词再次致敬这个不朽的意象：“只有滚动的石头，才能不长青苔。”摇滚乐如此，音乐节如此，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亦如此。中国的音乐节从无到有，刚刚走过20多年，这颗小小的石子还在滚动。
发于2023.7.24第27期/总第110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